蚀骨之饮

我的白色轿车被泼满了腐烂发臭的垃圾。

黏腻的菜叶、看不出原形的剩饭、黑褐色的汤汤水水，糊满了每一寸车身，正顺着车窗玻璃往下淌。恶臭像一张湿透的毯子，猛地蒙住了我的口鼻，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
张建军就站在旁边，咧着嘴，手里拎着那个原本该放在他家门口的破塑料桶。他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透顶的、假惺惺又掩不住得意的笑。

“哟，林晚回来啦？”他声音洪亮，带着刻意营造的亲热，“给你车也吃点好的，别跟你人一样看着没味儿！”

这话像根针，精准地扎进我耳膜。周围有几扇窗户悄悄开了条缝，又迅速关上。楼道里安静得只剩下垃圾液滴落的嗒嗒声，还有我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闷的撞击。

我没说话。甚至没有多看张建军一眼。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辆车上。那是我省吃俭用，熬了无数个夜晚校对古籍，才全款买下的车。纯粹的白色，像一张刚被修复好的宣纸，干净，没有一丝杂质。现在，它被毁了。

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那点锐痛让我混乱的脑子清醒了一点。我抬头，目光越过张建军那张油腻的脸，看向我家门上方那个不起眼的角落。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黑色装置，正对着楼道的方向。红灯微弱地亮着。

私人监控。还好，我装了。

我没有像他预想中那样尖叫、哭喊或者扑上去理论。我只是平静地——至少表面上是这样——绕过那摊还在蔓延的污秽，走到单元门旁边，打开了水表箱的窄门。从里面摸出我藏着的橡胶手套和一个大号黑色垃圾袋。

然后，我开始清理。

徒手。用不知道谁扔在角落的硬纸板，把大块的固体垃圾刮进袋子里。黏在车漆上的，我就用纸板一点点刮掉。汁水溅到我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工装上，留下深色的污渍。恶臭无孔不入，我不得不屏住呼吸，每隔几十秒就扭头换口气。

张建军大概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。他站在那儿，一开始还说着风凉话。

“哎，这就对嘛，公共地方，大家都要讲卫生，你自己清理干净最好了。”

见我不理他，他觉得无趣，又提高了嗓门：“我说林晚，你这车停这儿也碍事知道不？大家进出都不方便！我这可是为集体考虑！”

我还是没吭声。只是埋头，一遍遍地刮着，擦着。动作机械，甚至有些麻木。但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。监控录像必须立刻保存备份。报警？需要，但不够。张建军是楼长，他儿子是律师，他们有一万种方法把这事扭曲成普通的邻里纠纷，最后不了了之，甚至反过来指责我小题大做。

我必须等。等一个能一击毙命的机会。

清理工作持续了近一个小时。我用光了整整一卷垃圾袋，车身的明显污物总算不见了，但那令人作呕的气味已经彻底渗透了进去，像幽灵一样缠绕着金属和皮革。白色的车漆也变得斑驳，留下深浅不一的污渍痕迹。

我直起腰，感觉后背已经僵硬。摘掉沾满污物的手套，连同那些垃圾袋，一起扔进了远处的公共垃圾桶。

回到楼下，我看着那辆仿佛得了严重皮肤病的车，拿出手机，对着它和周围一片狼藉的地面，各个角度都拍了清晰的照片。张建军早就没影了，大概是回家得意去了。

我转身，上楼。脚步和平时一样轻，但每一步都踩在自己冰冷坚硬的决心上。

我家住在顶楼，筒子楼，老城区常见的那种。墙皮剥落得厉害，楼道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，而我家门口那一小片区域，尤其是重灾区。张建军家的破鞋柜、旧纸箱，还有一个硕大的、散发着酸腐气味的腌菜缸，几乎把我家门堵了三分之一。

这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。最开始，他只是放个鞋柜。后来是旧家电。直到上个月，这个腌菜缸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最佳位置。我曾经试图沟通过，在他第一次把破烂堆到我家门口时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有礼：“张叔，这里毕竟是公共区域，而且离我家门太近，有点不方便。”

他当时就是这么笑的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力气大得让我差点踉跄：“小林啊，你看你这孩子，就是太较真！楼里大家都这样放，没事的！你放心，叔给你看着，丢不了东西！”

那之后，他变本加厉。每一次我微弱的抗议，换来的都是他更进一步的侵占和在整个楼道、在业主群里散布的流言——“现在的年轻人，一点集体观念都没有”、“孤僻，不合群”、“读了几天书就看不起我们老百姓了”。

我打开家门，一股清凉、带着淡淡书卷气和薄荷精油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这是我唯一能彻底掌控的领域。一尘不染的水泥地，老旧的家具但摆放整齐，书架上的书按照高矮和分类严格排序。窗明几净，阳光照进来，能看到空气中漂浮的微小尘埃，但它们很快就会被我的鸡毛掸子清理掉。

我反手锁上门，背靠着冰冷的门板，深深吸了口气。那熟悉的、秩序井然的气息，勉强压下了喉咙口翻涌的恶心感。

没有停顿，我径直走到书桌前，打开笔记本电脑。连接上那个隐蔽的监控摄像头。屏幕亮起，回放。画面清晰，声音也算清楚。张建军提着桶，嚣张地泼洒，他那句“别跟你人一样看着没味儿”的话，一字不落地被录了下来。

我把这段关键视频复制了三份，一份存在电脑硬盘，一份上传到加密的云盘，还有一份拷进了一个小巧的U盘里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感觉稍微踏实了一点。证据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。

然后，我拿起手机，拨打了110。语气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惊慌和委屈：“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有人故意毁坏我的私人财产……对，在我的住处楼下……地址是……”

警察来得不算慢。两个年轻的民警，看到楼下那辆依然散发着异味、斑斑点点的白车，又看了看我提供的监控视频，皱了皱眉。他们跟着我上楼，敲响了张建军家的门。

张建军开门时，已经换上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。热情，甚至带着点长辈的无奈。“警察同志，你们可来了！哎呀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！”他抢先开口，把我和警察都让进他那间堆满杂物、显得拥挤不堪的客厅。

“我就是跟小林开个玩笑，邻里邻居的，谁还没个磕磕碰碰？”他递烟，被警察摆手拒绝后，自己点上一支，“她这车停那儿，确实影响大家走路嘛。我也是为了大伙儿方便，提醒她一下。方式可能有点过了，但我这心是好的呀！”

我安静地坐在旁边的塑料凳子上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裤脚。等他说完，我才抬起头，眼睛看着警察，轻声说：“警察同志，监控视频你们也看了。这不是玩笑，这是故意毁坏财物。而且，味道已经渗进车里了，这损失……”

“哎呀，赔！我赔！”张建军大手一挥，打断我，“洗车钱我出！这总行了吧？小林，你看你，这么点小事还惊动警察，多不好。”

他那种混不吝的、试图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，几乎写在脸上。其中一个民警显然见多了这种场面，严肃地对张建军说：“张先生，你这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都不能破坏他人财物。这次情节尚轻，我们对你进行口头警告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或者林女士追究你的民事责任，你需要赔偿全部损失。”

“是是是，警察同志教育的是！我保证，绝没有下次！”张建军点头哈腰，满口答应。

我知道，这就是这次报警能得到的最大结果了。口头警告。对他来说，不痛不痒。他甚至可能觉得，他赢了。他用一桶垃圾，换来了警察一次不痛不痒的“教育”，以及我显而易见的退让。

警察又例行公事地调解了几句，让我们邻里之间和睦相处，然后就离开了。

张建军送走警察，关上门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他瞥了我一眼，眼神里不再有掩饰，充满了轻蔑和警告。“行了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以后停车注意点地方。”

我没回应，起身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回到自己家，关上门。世界重新安静下来。我没有开灯，在逐渐暗淡的暮色里走到客厅正中央。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，是我奶奶。她梳着整齐的发髻，穿着干净的盘扣褂子，眼神温和又带着点历经世事的沧桑。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过我温暖的人，也是她教会我，人活着，要有自己的规矩和方圆。

“奶奶，”我对着照片，声音很轻，但异常清晰，“他弄脏了我的车。”

照片里的奶奶安静地看着我。

“我不要他的洗车钱。”我一字一顿地说，像在立誓，“我要他失去他最在乎的东西。”

他最在乎什么？是他在这个楼道里作威作福的“楼长”权威？是他那个给他撑腰的律师儿子带来的底气？还是他那种把公共区域当成自家后院、随意侵占掌控的“特权”？

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样，或者全部都是。但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可以找。

第二天是周末。我像往常一样，天刚蒙蒙亮就起床。洗漱，换上干净的工装，把昨晚穿的那套被污物溅到的衣服单独泡进消毒水里。然后，我给自己煮了小米粥，煎了一个完美的单面蛋。

吃完早餐，我把那串带着遥控器的车钥匙拿在手里，摩挲着上面冰冷的金属logo。白色轿车……它已经不干净了。从里到外，都被那股腐朽的气味浸透了。即使做最彻底的精洗，在我心里，它也留下了无法祛除的污点。

我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最下面一个抽屉。里面很空，只放着一个奶奶留下的、用来装针线杂物的旧铁盒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——几枚奶奶用过的顶针，一小捆她收藏的彩色丝线，还有一小绺用红绳系好的、花白的头发。那是奶奶去世前，我帮她梳头时留下的。